中苏联盟建立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称之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巩固壮大，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1953年，朝中人民共同取得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1954年，越南人民的抗法救国战争取得胜利。

奠边府大捷后，越南劳动党（越南共产党在当时的名称）领导人很想一鼓作气，一举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不过，在1954年4月至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共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做工作，最后，促使越南代表团相当不情愿地接受了按照北纬十七度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将越南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的停战方案。后来，南越吴廷琰集团在美帝支持下撕毁日内瓦协议，拒绝在越南南方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并与北方统一，并在越南南方迫害、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越南劳动党因为恪守日内瓦协议，直到1959年才决定在越南南方恢复武装斗争；在此之前，越南劳动党在南方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蒙受了巨大损失。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至死都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对此，越南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是有所埋怨和不满的。据西方史料，越南领导人私下里认为周恩来出卖和背叛了他们。

日内瓦会议期间，国际形势十分微妙，苏联和中国的国际斗争经验要比越南丰富，对于谈判艺术的把握也更高明一些。但是，这个例子也说明，不同国家的革命政党在相互配合、共同斗争中，由于理解问题的方式、角度有差异，也由于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不尽一致，如果处理不好，是很容易产生误会乃至埋下相互怨恨的种子的。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联合起来，逮捕并处决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此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分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免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赫鲁晓夫成为无可争议的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苏联继续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苏联共援建中国156项重点工程（后来实际建成150项；包括国防工业44项、冶金工业20项、能源工业52项、机械工业24项、化学工业9项和轻工业1项），不仅向中国提供了大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还派出大批专家，无偿转让了大量技术，并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现代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中国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对此，1981年，陈云仍然感慨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实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中国一台。”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来自全世界55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做了总结报告。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又向大会做了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严厉批判了斯大林。关于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争论，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再做介绍。这里，主要介绍赫鲁晓夫对大会所做的正式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

在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一开始就讲：“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已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变成了世界体系。” 赫鲁晓夫介绍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成就，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都大大超过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介绍说，苏联正在帮助各人民民主国家建设391个企业和90多个独立车间（其中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156个企业和21个独立车间）。

赫鲁晓夫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本主义总危机”是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仍然在加深。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有所增长，但这些增长，是依靠军备扩张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扩张、因为战争破坏而带来的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加紧剥削。赫鲁晓夫驳斥了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已经过时的观点，认为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各种特殊因素只能暂时起作用，国家调节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赫鲁晓夫注意到，由于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复苏，正在引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而发生新的矛盾。

赫鲁晓夫指出，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广泛和尖锐”的罢工运动，罢工的次数和参加罢工的人数都超过了战前。赫鲁晓夫特别提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结束军备竞赛”。

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赫鲁晓夫认为，“今天的世界上决不是一切都受垄断资本集团的支配”；“社会主义、民主、和平力量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不断加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更加巩固了 … 社会主义的国际阵营对世界局势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日益瓦解，出现了一个包括欧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爱好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地区”，这个“和平地区”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反对战争。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中一些“较有远见的代表人物”不得不考虑到这些情况，承认战争冒险政策的破产。“如果资本主义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它将在这一战争中找到自己的坟墓 … 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可战胜的！”

然后，在“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一节中，赫鲁晓夫提出了后来被中国方面概括为“三和路线”的一系列观点：

赫鲁晓夫认为，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是可以长期“和平共处”的。由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帝国主义不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尽管反动势力仍然企图进行军事侵略和冒险，但战争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苏联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大国之间的关系”、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与美国“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和平共处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不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武装干涉，而是通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和平竞赛”中显示出带有决定性的优越性，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中深入人心。

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是不同的。暴力和内战不是社会革命的唯一途径。由于历史条件的根本变化以及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可以“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 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

上面，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介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总结报告并引用了赫鲁晓夫的一些话，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当时苏共领导的思想状态；这些思想状态，与后来中国马列主义者所理解的刻板的“修正主义者”的印象是不完全一致的。

后来，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即著名的“九评”中的第一评）中，曾经专门提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 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关于中苏两党围绕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争论，以后还会再详细介绍。这里，先说明一个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欧洲遭到了空前巨大的伤亡和损失，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丧失了大量青壮人口。苏联军队和平民的伤亡总数达到5000万（其中死亡2700万），相当于战前苏联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也伤亡巨大，但是占总人口的比例要小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欧洲国家还是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广大人民群众都普遍珍惜和平、极端厌恶战争。对于这样的思想情绪，刚刚从长期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国革命领导人未必能完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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